全球城市不再是传统招商引资的思维，不仅着眼GDP总量，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过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的，给人越多，上海越厉害。

“纽约的钱并不是只来自纽约人的储蓄，也绝不是只给纽约人用，而是汇聚全球资本，再给全球用。巴黎的时尚也不只是巴黎自创自赏，而是汇聚天下时尚尖子并辐射、引领全球。上海就要走这么一条全球城市之路。”近日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专访时谈及上海“卓越的全球城市”定位时，对上海提出的建议。

当前，上海正加快推进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创新“五个中心”和自贸试验区建设，全力打响上海服务、上海制造、上海购物、上海文化四大品牌，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。5月13日，上海金融办负责人透露，上海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，争取在扩大银行、保险、证券对外开放等6方面先行先试。

作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，周其仁表示，城市影响力来自于辐射力，能给予别人的越多、越重要，影响力就越大。全球城市是在全球竞争中形成的，哪一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上海要充分发挥其独到的全球港口优势、金融中心优势、以及科创优势，扬长避短，在为长三角、长江经济带、全国乃至全球服务中奠定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。

周其仁谈到他的一个观察，下一波中国民营创业潮将由科技驱动。上海科创潜力巨大，远远没有充分发挥，完全有机会在争当卓越全球城市的路上蓄势待发。

“上海这种大都会城市，目前要面对一项挑战：国内国际有一批人才将来厉害，但他们现在没多少钱，这批人才现在能到大上海来落得下脚吗?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上海积累的高校和研究院所优势、以及良好教育累计的人才优势，还有城市管理精细、生活品质吸引高端人才的优势，就都难以发挥”，周其仁说。

“全球城市不再是传统招商引资的思维，不仅着眼GDP总量，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过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的，给人越多，上海越厉害。”

澎湃新闻：

怎样才算是全球城市?

周其仁：

我的理解，“全球城市”是在全球范围集聚优质人才和资源，高密度有效集聚，然后提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辐射、引领和服务。城市的核心其实是辐射，也就是要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。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，终究由其贡献的辐射能量来决定各自的相对重要性。

上海建设全球城市，集中要考虑的就要如何能对长三角、长江经济带、全国以至于亚太和全球贡献哪些独到的产品和服务。老上海为什么在全国影响力大?还不就是在那个时代能给全国提供其他城市难于匹敌的工业产品、技术管理人才、还有文化时尚。当别的城市还不能提供这些东西时，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。

但比较优势是动态的。别的地方会学习、改进、赶超，总有一批批的产品和服务别人也有，甚至超过上海、领先上海，让上海感受到竞争的压力。最大的挑战是上海能不能不断形成新的辐射优势，不断拿出新的独到的产品和服务?从全球城市看，像伦敦、纽约、东京等，都经历过比较优势变化、升级的过程。这件事情上，向前看很重要。覆水难收的传统优势失去就失去了，关键是长出新的没有?过去纽约的制衣业也名冠天下，后来不行了就不行了，但人家金融业起来了，反正马云那么厉害，上市融资还是要跑到华尔街去。一鸡死、一鸡鸣，所以纽约凉不了。

重要的是，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资思维来充当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，不是把别处的GDP招过来、搬过来，好像搬够了数，自然就是全球城市。战略着眼点是增强辐射能力，要给别人东西。搬人家现成的、甚至剩下的，再多也辐射不出去。建设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，牛鼻子是提高辐射能力，着眼于辐射来集聚，吸引、集聚为辐射。在市场里，真正厉害的商家是给人产品越多，他自己越强。

澎湃新闻：

那么目前来看，上海可以从哪些方面为别人提供服务而产生影响力呢?

周其仁：

全球化也导致全球城市的激烈竞争，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样样都比别人强。上海要在竞争中定位，拿出别人拿不出或很难拿出来的东西，与长三角兄弟城市、全国其他城市做好分工，别人做得比自己好的事让别人做，聚精会神做其他城市做不了或难做好的事。

目前来看，上海的全球港口优势、科创人才优势、金融优势以及比较精细的城市管理所带来高品质宜居优势，具有相当的独到性。

首先是全球港口优势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上海被发现就是一个全球贸易视野的结果。我们传统文明重农，鱼米之乡才是好地方。但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，位置和港口才更具战略意义。因为上海不仅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，还拥有长江流域广大的腹地和良港口。如果全球贸易发展起来，港口是贸易网络的节点，港口带起临港产业，能源、原材料的输出输入支撑制造业，贸易和制造又呼唤各种生产性服务、商事服务、特别是金融服务，于是形成的就不是单一中心，而是复合的、综合的中心城市。其实，现有全球城市伦敦、纽约、东京都是这么起来的，其中，全球级港口很基本。以当下海运形势看，洋山港可以停靠携带2万个20英尺标箱以上的巨轮，上海的全球级港口地位很难被撼动。下一步重点是体制和服务能不能配套，“自由港”说到底是个港，可不能说说就算了。

当然上海港的优势已不再绝对。随着更多特区和我国经济走向全方位开放，铁路枢纽、航空港的相对重要性上升，涌现出很多后起之秀，山东、江苏、特别是珠三角形成了新兴制造业中心。上海的人工、土地成本比较高，固然不利于竞争，但考虑到人力资本、配套能力等因素，上海制造特别是复杂制造，依然有强大竞争力。

谈到人力资本，上海自近代以来集聚的人文优势，不可小看。现在有议论说上海人创业热情不高，没有冒出多少天下知名的大企业。但同时全球和全国很多大公司，又愿意来上海，这是为什么?我想这是不是涉及上海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，那就是上海有非常多优秀的“组织人”和“公司人”，他们倒不擅长登高一呼当老板，但擅长在一个大组织、大机构、大公司里能好好工作，与各方协同，履行复杂的契约。我们要明白，经济增长固然需要不断冒出新公司，更离不开冒出来的小公司成长为大公司。一律小老板，公司还没大就裂变，怕是不行的。

其实更根本之处，是上海这个地方比较重契约精神。上海发展金融中心主要不靠地理位置，而是靠看重契约的社会氛围。金融靠信用安身立命，利益要算账，说话要算话，立约要履行，发生问题找律师，而不是“找大哥”，契约才能连接复杂的合作。比较把契约当回事，是金融的根基，也是全部复杂交易的基础。

“下一波民营企业很大程度是科创型。上海一定要抓住这波浪潮。”

澎湃新闻：

正如你所说，最近有议论说上海不具备创业公司所需要的环境，错失互联网发展机遇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周其仁：

什么机会都落不下，也不容易吧，否则还不早就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啦?其实一个城市的长处短处，常常靠得很紧。刚才讲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贸易背景的产物，在开放、商业、制造、金融、文化等方面辟出一条都市崛起之路。正因为上海是全国财经重心所在，所以进入国家工业化以后，也一直是计划经济的重镇，对上海管得非常严。这和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包括后来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上海多少年非严守财经纪律不可，难冒出市场经济天下的英雄豪杰，这两件事情有一定的关联。

改革开放至今，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强、外企也强，但本土民企弱，有一个历史逻辑在起作用。前些年，总部经济有点补救，就是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进一步发展。问题是别的地方也不会眼看孔雀飞上海，大家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，你拉他留，孰重孰轻不是单边发力。从长期看，上海还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长，放在更突出位置。

澎湃新闻：

那你怎么看上海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呢?

周其仁：

民企板块弱，不是小事情。但来日可追，因为时势造英雄，中国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时代节点，下一步有机会大发展的民企，更多靠科学知识，更多靠“运用新的科学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”。科创型民企一定引领下一波民企潮。

科创企业“科”字当头。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、基础科研成果和高级知识分子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领先，加之城市综合生活品质比较高，对全国、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别具优势。这方面的优势上海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。

一个关节点是转化，庞大的国家科学研究投入，如何转化为技术、产品和市场优势，反过来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?我们去硅谷、波士顿、奥斯汀或特拉维夫看，大量科创企业与大学、研究院、实验室里的纯科学高频互动，越来越打成一片，在空间上差不多新创科技公司大量围着高校、研究院和实验室而建，说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放、产品与市场开发高度融合，来往非常密切，以至于在空间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远。

更实质的挑战是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。我们大部分高校科研机关都是国有的，如何释放科研成果转化的巨大潜力，涉及产权界定和体制成本。教授科学家搞发明，多少是国家的，多少是个人的或团队的，要有一条清楚界定的线。

美国1980年代拜杜法案就明确了，利用公共资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大学，再由大学向社会转让专利使用权，转让价格公开竞争形成，没有联邦资产流失问题。教授开发团队和其他新设科创小公司，都可以参加使用权竞标，获得后再开发。

中国也参考了拜杜法案，目前已经承认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教授科学家，即便对职务发明，也拥有合法的权益占比。虽然不少地方把这个权益占比定得还比较高，但表达了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政策倾向。不过我们也观察到，国有机构科研成果转向市场，整体定价程序还是手续繁杂，关键是我们的大学还行使不了国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，你让他行使，他要问这个部那个部，问来问去谁也不肯为国有资产流失担责。在整个专利市场作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，仅提高研发团队的权益占比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整个专利无价，研发者权益占比再高，实际意义也不大。

澎湃新闻：

那你认为下一波民营企业将诞生在哪个行业领域?

周其仁：

不知道。你这听起来还是追赶思维，看人家有什么新进展，赶快规划、布局。当然落后就应该赶超，否则越来越远，永远落后。但赶超思维也有代价，就是老在追确定性目标，忽略了创新的本质是直面不确定。以色列1948年建国，基础和环境比我们还差，但人家手里有不少原创，这与他们不满足于盯着确定目标追赶有关。我们这里至少两手都要硬，一手赶超已有的先进科技，一手直面不确定未来，鼓励发现新原理、原创新技术。否则，就算赶超很成功，人家还有“下一个”，那中国就永远在赶超路上。

“要让那些将来很厉害的人，现在能在上海落得下脚。”

澎湃新闻：

上海如果想发挥出你所讲的科创优势，面临哪些问题呢?

周其仁：

目前还是工业产业园的路数，远离高校、研究院所和实验室。高校周围的产业群还有待形成，一个可能是搬出老上海的大学、研究所要舍得多拿出一些空间来办科创企业，包括师生团队和外来的大学专利使用团队。还有就是老大学集中区，为科创产业使用的空间还要见缝插针，多多益善。

更大的问题是现有的商品房模式，是把多少年形成的高储蓄转化成房子，买的时候要一次性付清这个物业未来几十年的收益。买下来之后，才有资格享受资产升值。这个模式对城市建设有贡献，因为适合很大一部分居民家庭的情况。新问题是年轻人，特别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来新秀，他们将来会很厉害，但现在靠他们自己的当期收入和信贷，还难以在上海落脚。现在落不了脚，以后的故事就都没了。这里并不是要讨论房地产政策，而是从上海要发挥科创优势，涉及到一个相关难题。

深圳现在抓青年人才公寓，我觉得抓到点子上。我到现场去看过，做法就是把一批城中村的原住民房产改建成青年人才公寓，只租赁不出售，价格合理，居住条件也像样，付租金就落脚，包括年轻小家庭。让这些还在奋斗的年轻人一下子付未来70年土地收益，那还不是为渊驱鱼!

这样看，上海的后发优势还在后头。如果能让很多未来厉害的年轻人进得来、落得下脚，又能激发上海大学科研机构的存量优势，那就构成上海的科创优势，可能完全不亚于上海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优势。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产生一大批科创型民企，显著改善上海企业所有权的结构。（作者：韩声江）